10篇跨文化交流论文样本（全文）

跨文化交流论文样本1

（一）英汉委婉语的礼貌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该以礼相待。 “礼”不仅是礼貌的表现，更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修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在日常交往中，应避免说出不愉快的话，伤害对方的感情。一般来说，使用比较温和的词语来表达说话者对他人的尊重和体贴，以达到和谐的气氛，促进沟通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西方文化中，年轻意味着有活力、有竞争力、能够为工作做出贡献，而“老”则意味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会被人瞧不起。因此，英语中经常使用“老”。诸如“thelongerliving”等委婉语多用于表达年老，而“seniness”则很少使用。中国自古以来就自称为礼仪之邦，在人际交往中委婉语随处可见。如“你的名字”、“请”、“请”等，这些委婉语不仅传达了你的礼貌，而且让对方听起来温柔、容易接受。因此，礼貌用语可以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人际交往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二）英汉委婉语的隐蔽性一般而言，词的外延越广，所包含的意义越多，其准确性就越低。因此，委婉语一般用修饰的、抽象的表达方式来掩盖一些不好的现象，从而掩盖人们不愿意或不能说的话。例如，贿赂、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往往被委婉地提及，以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例如，用blackstuf（f黑色的东西）代替opium（鸦片）。此外，对于一些容易受到种族歧视的群体来说，常常表示接受救济资金而不是政府的施舍。委婉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用“高墙”代替“监狱”，用“三只手”代替“小偷”。 (3)英汉委婉语的禁忌性。禁忌语是委婉语的原始来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词。因此，人们往往会回避不敢说或害怕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多与人们忌讳的事情有关，比如疾病和死亡。直接表达出来难免会显得尴尬和粗鲁。相反，如果表达得更加委婉，给人的印象就会含蓄、礼貌、愉快，从而增进人际关系。沟通中和谐。例如，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大多数人都忌讳这个词。因此，与死亡有关的委婉语逐渐出现在人们的交流中，如英语中的告别（todepart）、休息（tohavefinalrest）等。而是等待。 (4)英汉委婉语的互补性。褒义性是指用褒义词代替贬义词。比如，对于一些从事比较低级工作的人来说，为了表示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常常会用委婉语来美化。例如，称“清洁工”为“保洁员”，称“理发师”为“理发师”等，这些委婉说法不仅用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也是文明的象征。任何工作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不仅不应该瞧不起他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2 英汉委婉语使用差异分析

(1)英汉委婉语层次概念的差异。所谓等级观念，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中国传统文化将人分为“三六九”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地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语言的产生与其所依赖的文化密切相关。这种等级文化自然产生了代表不同身份的词语，如圣人、凡人等。尤其是在古代中国，身份的高低决定了权利的大小、财产的多少，甚至决定了人的自由、生死。地位低下。西方国家崇尚自由、民主、平等。贵族和平民之间虽然有区别，但并不明显，与之相关的委婉说法也不多。 (2)英汉委婉语表达的差异。中国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很多谦虚恭敬的词语都是从儒家谦让礼让思想中演绎出来的，也有大量与此相关的委婉语。因此，人们在称呼对方时一般会使用委婉的语气，而在提及自己时则使用谦逊的语气。例如：您的姓氏-我的姓氏，高建-于建，陛下-我的父亲，您的儿子-狗儿等。中国人在听到赞美之词时，经常使用“我不敢当”等谦虚的话语。 ”和“你太慷慨了”。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一种礼貌、温柔、体贴、有内涵的感觉。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喜欢直截了当、简洁明了，并且乐意接受“谢谢”等回答的赞美。而且，在西方文化中，他们常常采用先扬后抑的表达方式，过渡平缓，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如果你处理好这个细节，那就更好了”。可见，对于同一行为，汉语和英语有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也来自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3)英汉委婉语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不允许他人窥探和侵犯自己的隐私，尤其是年龄、收入等方面。而中国则崇尚集体主义，强调分享精神，强调集体利益最大化。有时它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与西方完全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取，自己进步。因此，西方建立的是一种竞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多力量大”、“众人推波助澜”等集体主义思想要求我们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因此，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使得英汉委婉语也表现出差异。

3结论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社会交往中能够达到理想的人际沟通效果。而且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印在文化中，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对英汉委婉语的研究、交流和讨论，分析其表达方式的异同，有助于增进对彼此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了解，从而减少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阻力，进一步消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外来文化，树立和培养人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真正做到“入乡随俗”，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人们提供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为东西方建立良好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广阔的舞台。

跨文化交流论文样本第 2 部分

>> 提高大学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索。中韩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现状分析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浅谈英语电影对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有效方法对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作用大学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探索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影响校园文化。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性。提高大学生语言能力的方法研究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探索大学生校际科技文化交流的实践与启示。探索提高大学生体育文化素养的途径。探索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课堂教学策略。探索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教学模式。探讨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经验和体会。如何通过音乐欣赏课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的研究提高大学生证券投资能力的研究提高大学生证券投资能力的研究探究式教学模式下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提升路径常见问题解答当前位置：中国纸业网>时政>探索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探索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探索杂志首页、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公众号付费！安全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如果您是作者，请告诉我们")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仅供学术交流。若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相关内容将立即删除。摘要：文章从我国高校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培养综合能力的角度阐述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分析了高校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现状；并以北京工业大学都柏林分校为例，提出高校如何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大学生，跨文化交际，培养策略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科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或学习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引起了中西文化的不断交织和碰撞。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差异持续挑战着我国当代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生只有具备广泛的文化素养，熟悉世界规则，熟悉中西沟通方式和技巧，才能满足开放的中国对外向型人才的要求。我们的大学如何通过有效的素质教育，有效引导大学生接受世界文化的洗礼，突破文化和语言的限制，提高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内的软实力，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不断探索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已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

1. 跨文化沟通技巧的组成部分

人是文化动物。所谓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组织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相互传递、交换和理解信息、知识和情感的过程。从广义上讲，跨文化交流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例如中国大学生与外国学生之间的交流。狭义上，跨文化交流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例如内地大学生与香港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因此，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地方的跨文化交流都是可能的。

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训练他们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和传达自己。鉴于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内容、水平和方式的差异，跨文化沟通技巧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

1.双重意识的层次

它是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跨文化意识等同于接受外来文化。认同异国文化只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际意识”；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民族意识”。跨文化不是“西化和分化”。国际意识和民族意识是有机统一的。如果你不了解非洲的殖民历史，你就会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悲剧；如果不学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就无法对当今的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走出去，不仅要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更要明辨是非，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世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放交往。高技术、新技术、大资本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土壤——文化、历史、信仰、语言。国际化是手段，保护传统、共同发展是目标。

2.文化知识水平

当外来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当西方价值观融入东方人的血液时，我们走出孤立和僵化，不可避免地接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强势欧美文化的挤压下生存和发展。大学是传播各种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前沿。文化多样性增强了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但同时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别人的方式，需要知识和文化。只有熟悉自己的文化，才能包容、继承、发扬。同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实践水平。因此，大学生应了解世界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涉外礼仪、日常交往规则等常识，了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常识。

3. 语言水平

语言交流和文化传承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语言的变化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依赖于语言的交流。掌握不同的外语工具，了解自己与其他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可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目的语习得与外国文化密切相关。大学生必须掌握语言工具，同时与文化相融合。

4. 情绪因素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大学生如果不适应交际方的文化，很容易产生心理困惑、抑郁、孤独、失落。因此，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宽容、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至关重要。跨文化交际必须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大学生在感情上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日常交往中要避免心理排斥和对抗，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学会寻求合作，加强对外交往的情感纽带。。

2.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

1. 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片面认识

英语仍然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第二外语，这导致学生对英美国家的文化有较多的了解，但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不多，甚至倾向于忽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的学生认为英语好就意味着有更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有些学生认为跨文化交流只发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看不起同一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有些学生认为跨文化交际只涉及非汉语语言的使用。事实上，即使你用中文与外国朋友交流，你仍然需要跨文化的沟通技巧和能力。

2、应试教育下语言能力缺失

在实际的目的语习得过程中，许多院校仍然只注重基础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目的语国文化知识和人文背景的讲解。以英语为例，很多学校以四六级的通过率来评价英语教师的教学效果，而大多数学生也以取得四六级证书作为最终目标。结果，大学生很难用流利的英语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直接或深入地交流。

3.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不屑

纵观各大学的课程设置，除了英语、语言学、新闻传媒等专业有跨文化交际课程外，其他专业的课程都是围绕自己的培养方向来设计，几乎没有培训和跨文化交流培训。滋养。一方面，大学生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除了网络资源之外，大学生全面深入了解世界文化的机会较少。

3.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

1.沉浸式英语教学全面提升大学生语言能力

外语教学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更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将文化教育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实行“沉浸式”英语教学模式，最大程度地让学生“不出国留学”。全英文教学、英文课件、英文教材、外教等优势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形成用英语学习和思考的习惯以及真正的英语思维。沉浸式英语学习通过自然习得的方式获得目标语言能力，让学生同时获得接受技能和产出技能。学院通过全面的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英语技能，确保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获取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清晰准确地表达思想，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都柏林学院不仅营造了愉快的英语课堂氛围，还在课余时间组织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让他们充分享受沉浸式英语学习氛围中的任何时刻。随时随地享受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乐趣。

2、注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环境和平台建设

为了培养学生积极、开放、包容的文化价值观，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一流人才，北京交通大学都柏林学院通过一系列的活动，着力为学生营造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文化讲座、企业参观和实习、与国际学生的互动。学院每年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利用假期前往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进行短期考察，加深对西方文化习俗、都柏林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了解。同时，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文化交流机会。学生可以参加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开放日、都柏林大学学院中国校友会成立仪式、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社交媒体见面会等活动。为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中西文化的特点和异同，学院在新生一年级教育计划中开设了以文化、风俗、节日、法律为主题的西方文化课程。同时，为了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使学生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学院还以超市自选的形式开设一系列通识教育公开课程，让学生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真正成为知识的主人。。

3、提高教师跨文化沟通能力是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都柏林分校努力实现中西教育理念的交叉与融合，将文化渗透到日常知识教学中，培养国际意识和民族意识，为我国大学的素质教育提供宝贵经验。学院要求外语教师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鼓励非外语教师加强跨文化交际研究；聘请外籍教师或具有海归经验、英语能力较好的教师与学生一起工作，保证了辅导员团队、学术指导团队、学术生涯导师团队、课堂助教答疑团队、心理咨询服务团队等仍坚持使用课堂外英语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引导学生发展，渗透到知识传递和生活指导。文化，培养意识。

参考资料：

[1] 张峰，大学后继续教育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继续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

[2] 林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大学生社会发展适应能力的提高，《武汉科技》，第19卷第5期，2006年5月

[3] 熊家全，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6月第22卷第2期

跨文化交流论文样本3

【关键词】跨文化敏感性；回顾

经济全球化浪潮使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然而，人们可以直接相互交流，但不同文化之间却不能。因此，只有以人类为载体，各种文化才能交流、沟通。跨文化敏感性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素，在人们的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跨文化敏感性的定义

对于跨文化敏感性的定义，国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Bhawuk & Brislin (1992) 认为跨文化敏感性是成功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两种文化想要交流，双方都应该对差异敏感，并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表达对另一文化群体的尊重。Bennett（1993）提出了著名的跨文化发展模型（DMIS：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它包括六个阶段：（1）否认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者通常相信他们的文化是独特的。（2）抵抗差异阶段（防御）：此阶段的学习者往往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或自己认同的文化是好的，而抵制其他文化。 (3)在最小化阶段，学习者开始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遍性，并开始尝试减少文化差异。（4）接受阶段：该阶段的学习者接受并认同不同文化之间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5）适应阶段，学习者可以利用东道国的文化视角和行为模式来判断自己的文化观念。（6）差异整合阶段（Integration）：此阶段的人们在面对文化差异时能够有效、适当地协调不同文化。经过这六个发展阶段，个体的跨文化敏感性才能逐渐形成。

2.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分析了近十六年来国内学者对信息系统的专题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跨文化敏感性”为重点检索词，在CNKI上设置时间为2000年至2016年，共检索到213条结果，其中学术论文共88篇。。，共发表期刊论文121篇，会议论文4篇。本文重点关注与跨文化敏感性相关的期刊文章、会议论文以及优秀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下图展示了这213篇文章发表的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跨文化敏感性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011年之前，相关论文出版物增长速度较慢； 2011年以后，增长速度较快；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至2013年期间，该数字呈下降趋势； 2014年，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通过对这213篇文章的分析，笔者发现，虽然国内跨文化敏感性研究起步较晚，但通过借鉴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学生的特殊性，国内跨文化敏感性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跨文化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姜力是国内第一位将跨文化敏感性运用于外语教学实证研究的学者。她以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问卷和跨文化敏感性调查问卷为工具，以南京某大学112名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定量和相关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总结了现阶段我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特点，并指出可以通过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敏感性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在跨文化敏感性量表的基础上，胡岩增加了三个开放式问题，对山西大学180名本科生进行了跨文化敏感性问卷调查，探讨跨文化敏感性五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相关性和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本科生接触异国文化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自200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跨文化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此后，关于跨文化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日益深入。

2.跨文化敏感性与其他理论的相关性研究

据笔者统计发现，从2010年开始，国内研究开始将跨文化敏感性与其他理论相结合，且重点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黄伟以陈国明的Starosta跨文化敏感性测试量表和跨文化语用能力问卷为测量工具，对绥化学院和东北林业大学英语系375名高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文章指出了跨文化敏感性与跨文化语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了教师和学习者如何通过提高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敏感性来提高跨文化语用能力。在跨文化敏感性与其他理论的相关性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使用跨文化敏感性量表，并通过SPSS分析其五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将跨文化敏感性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再次进行相关分析。

3.具有跨文化敏感性的外语教学策略研究

外语教学过程中，最终目的是正确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在交流过程中进行文化交流。笔者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发现，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把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这 213 篇文章包含大量衡量各种文化学习策略对跨文化敏感性水平影响的相关研究。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作为跨文化学习的材料，加强文化敏感模块的教学，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敏感性。

3.结论

经济全球化浪潮使世界各国文化紧密相连，其中跨文化敏感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论文均为CNKI以“跨文化敏感性”为关键词的统计结果，但部分研究结果似乎将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性结合起来。程度相关概念混淆的问题导致统计分类重复或难以分类。因此，作者的统计结果很难准确，需要进一步的精确和改进。

【参考】

[1] Bhawuk，D.P.S.&R.Brislin。基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概念的跨文化敏感性测量[J].国际跨文化关系杂志 16, 1992.413-436.

[2] 陈国明,斯塔罗斯塔·WJ. 国际敏感性概念述评[J].人际交往，1997.1(1)1-16.

[3] 卡普尔，S.&adena。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跨文化敏感性[J].世界传播4, 1996.169-176.

[4]胡彦.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性调查[J].上海：外语圈，2011（3）.

[5]姜莉.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性调查[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3）。

[6]徐力，孙碧群．外语教学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敏感性研究综述[J].长沙：长沙大学学报，2015（1）.

【作者简介】

跨文化交际论文样本第四篇

2012年3月21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召开2011年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年会。本次年会由省社科院俄罗斯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犹太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会议由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爽主持。省社科院党委书记艾淑琴、院长曲伟、纪委书记詹继发、文献中心主任任岭等领导莅临参观。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李树晓研究员、黑龙江大学西班牙语学院院长尹铁超教授、夏焕新研究员、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黑龙江省中山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所长索灵丽、日本大学马红梅教授及《东北网》记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南平博士首先发言。他的报告标题是《对俄经济合作面临跨文化风险》。他首先阐述了文化和跨文化风险的相关概念，指出任何文化主体之间都存在文化差异，包括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之间。在跨文化企业投资并购后，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由于语言、思维、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不断产生各种摩擦和纠纷。这些差异所演化出的文化冲突足以威胁到跨文化企业投资目标的实现和并购的最终成功。他认为，中俄经济合作面临的跨文化风险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企业员工的语言、思维、民族心理、社会习惯、价值观、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国籍。文化、宗教、政治思想、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上述方面综合作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另一个文化主体难以理解、把握和应对。具体体现在：（1）东道国文化与投资者母国文化差异所蕴含的跨文化风险；（2）合作公司（跨文化企业）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投资者所在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双重风险； (3))不同语言差异带来的跨文化风险；（4）思维方式不同存在潜在风险； (5)差异造成跨文化风险。最后，他提出了一些跨文化风险的防范方法：收集文化信息，建立相关数据库；识别文化差异并区分不同的起源；实施文化融合，配置文化元素；开展文化培训，提高文化敏感性；并设定共同目标，打造多元文化融合。

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杜莹做了题为“《日本“文化立国”战略及启示》”的演讲。她首先阐述了日本“文化立国”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日本重视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 2001年12月，日本实施《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提出“国家有必要扶持雅乐、能剧、文乐、歌舞伎等传统表演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扶持传统表演艺术的演出”。她表示，日本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注重培育培育民众丰富情感的土壤，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纳入“强国战略”。通过文化”。日本非常重视公众情感的培养。 “日本文化产业的源泉来自于民众的感性。民众丰富的感性培育了日本的文化产业。”日本也非常重视向海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这些对我省文化发展的启示是：必须加强我省文化培育体系建设。总体来看，我省文化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城乡居民人均娱乐消费水平较低。本土文化的培育可谓“远观而不近看”；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我省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发展潜力有待挖掘；扩大对外开放和人才交流。我省地处边境，经济欠发达。要“请进来、走出去”，把高端人才引进与自我培养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才覆盖面，从而提升我省文化产品竞争力。

犹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玉春博士做了题为“《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资源在边疆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作用与意义》”的演讲。她指出犹太民族是一个永恒的神话。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完美诠释了犹太民族精神，支撑犹太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辉煌与传奇。哈尔滨曾经是犹太人的新栖息地和精神家园。哈尔滨的犹太历史文化资源是一座急需开发的“富矿”。整合历史文化显性资源，打造推动我省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隐性资源，增强我省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是我省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哈尔滨多元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丰富性的具体体现。犹太历史文化资源将为建设边境文化省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梅做了题为“《中俄跨文化交流研究》”的演讲。她认为，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大多数误解并非源于表面的文化差异，而主要源于决定人们对他人或事件的反应方式的深层文化结构。她打了个比方：中国文化原始而内向，崇尚平和自保、理性、稳定、慎变；而俄罗斯文化则边缘化、外向、非理性、容易走极端、容易狂热、强烈且善变。 18、19世纪，受西欧国家影响，俄罗斯出现“中国热”。中国文化像洪流一样流入俄罗斯，但流入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却非常有限。到了20世纪，俄罗斯文化如洪流般涌入中国，中国文化如溪流般流入俄罗斯。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走出低谷，两国文化交流恢复并逐步发展。文化差异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诸多影响，丰富了中俄合作的人文景观，增进了双方扩大交往、深化合作的共同利益。但它们也影响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甚至不利于政治互信。。总之，加强中俄跨文化交流必须依托边境城市和特定文化艺术形式为媒介，还要加强两国人员往来。

犹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肖红写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社会地位分析》的论文。她指出，俄罗斯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以色列约有86万俄罗斯犹太移民，约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14.9%。随着俄罗斯犹太移民越来越多地参与以色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他们对以色列内政和外交的重要影响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分析。进行影响研究。俄罗斯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移民活动可分为起步期、低谷期、复苏期和高潮期四个阶段。俄罗斯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人均经济收入水平、职业构成、就业率和失业率、政治议会席位、杰出政治家的数量和比例、政党和协会的影响力以及总体水平。社会声望的认可。、公众评价。

东北亚研究所实习生洪欣写了一篇论文，题为《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及对我省的启示》。她指出，韩国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由于韩国政府的合理定位和职能的充分发挥，文化产业链得以成功构建。不过，失败中也有一些教训。其对我省的启示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及时支持各项促进措施；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快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和培养。

演讲结束后，李书晓等专家学者对几位青年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并对他们提出了殷切期望。

跨文化交流论文样本5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发展、现状、不足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群体以及组织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活动。跨文化传播是非常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开辟、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跨文化传播虽然实践的历史很长，然而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却没多长的历史。现在一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他在《举止人类学》提出了跨文化的范式。学界认为霍尔的《无声的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之作。到196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传播的课程，60年代末，已有5所大学开设该课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专门的跨文化传播课程、组织和期刊相继涌现，大量的关于该方面的教材也不断地出版，关于该方面的学术讨论屡见不鲜。到今天为止，欧美地区的跨文化传播学已经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并且以强劲的势头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引入时被称为“跨文化交际”①。在引入初期，跨文化传播的重点在外语教学中。许国璋发表在《现代汉语》上一篇“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诞生。②在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阶段，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多介绍和翻译西方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开始进入了普及和稳固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跨文化传播在我国进入了平稳发展期。一般将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归为3个阶段：③从1990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还延续着80年代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与介绍。如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建荣翻译霍尔著的《无声的语言》，毕继万翻译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国国家语言非交际对比》，1992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马啸、王斌等翻译罗宾逊著的《跨文化理解》。在同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如1992年胡正荣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1995年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等。虽然这些引入和专著的出现丰富了我国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但是，依旧没有将其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仅仅停留在应用和工具层面上④。

第二个阶段：提升和拓展阶段。从1996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增快，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如关世杰翻译的莫藤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冯建三翻译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多元化研究，大众媒介和跨文化传播等成为讨论议题的热点。这一时期的学术界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地增强，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大众传媒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成了研究热点。

第三个阶段：高潮和深化阶段。从2000年至今，新世纪至今中国不断地在开放大门，加速了和世界接轨的步伐，入世、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的活动，再次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的新高潮。在这期间比较新的翻译著作有斯图尔特、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阿蒙.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等。2004到2005年，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都放缓了。2005年到2006年，跨文化传播又再次真正进入了高潮，论文的数量增加迅速。这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热点打破了语言交际与文化交流的限制，已经深入到了跨国技术传播、跨文化管理、国际传播等领域。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部分定量研究，突破了定性研究的局限。并且，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也涉及伦理和宏观层面的问题，凸显出学科构建的意识。许多院校开设了跨文化传播相关方面的课程以及研究机构。

二、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状

1、学科视角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在研究角度上表现出多样性，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对于学科名称的翻译的多样性。这一原因主要表现为对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中的communication的翻译的多样性，这个词语在有多种翻译方法，但是作为学科的名称通常被翻译为“交际学”和“传播学”。“交际”一直被外语界使用，外语界以外的学者通常使用“传播”。翻译上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中关世杰讨论的是“跨文化传播学”，在第一段却用了“跨文化交际”，这样看来二者并不相悖。⑤但是学术论文里混乱的学术名词、不一的指称，会造成分析对象和研究视域偏移。（2）各个学科固有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视域的限制。由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跨文化传播所表现出来自己领域固有的视角和研究习惯，而这些都对这个新学科给予了关照，但是同样也表现出了学科融合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死板。

2、跨文化传播理论受到重视

（1）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于理论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增加上。其次表现为对国外的著作和相关论文进行翻译引进上。（2）对于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治史、理论、取实三个方面更清晰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3）传播理论研究得到深化。2000年至今，各个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领域、语境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从单一的理论引入到跨文化自身的特性，并结合当前全球背景与中国实际，试图建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如何构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不同学者持不同的态度，其核心是跨文化传播的实质。一方认为，我们应该肯定西方政治文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引进成功的理论和经验，但是应该看到自身不足，弘扬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竞合里强大。另一方认为，构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要识破西方文化文化殖民主义。这场探讨虽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3、更加关注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

跨文化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做的学问，这在国内外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跨文化传播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具体，微观的，直接性等特性。即针对一个现实问题，从跨文化角度出发寻找解决之道这种模式，表现为“事件―对策”。如《加强跨文化国际交流的接轨意识――提高口译人员素质迎世博》等。从宏观层面上，贴近国家利益“关注跨文化传播与国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在世界体系的单极化和多极化的矛盾愈加明显的情况下，传播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和敏感，跨文化传播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与契机。对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文化策略与传播观念，跨文化传播中如何树立中国国家形象，促进再国际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跨文化传播对政治、社会民主的影响、跨文化传播在多元化社会中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多维审视。”⑥关注现实问题还表现在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展上，跨文化传播所关注议题在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涉及。

三、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1、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我们可以从现在拥有的研究成果看出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是从具体真实的数据展开，而是缺乏实证研究的，经验性的，思辨性的即以定性研究为主体。其基本的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重要的中外研究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进行加一些论据加结论。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⑦关于定性和定量研究并无优劣，而我们由于研究方法的严重失衡而强调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定性研究的文章总体质量并不佳。

2、研究视角和领域宽泛

跨文化传播视域的宽泛源自于文化和传播这两个宽泛的概念。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权威著作《跨文化传播》作者萨莫瓦等人对跨文化中的“文化”解释为“实际上是大部分社会中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分类为国内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⑧“跨文化”解释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⑨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使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构建与研究对象上都产生困难。文化和传播没有一致的定义，使国内国际的研究状况基本一样。由于模糊宽泛的研究视域造成话题的争夺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各个学科中展开。如外语教学的“交际学”和传播学“传播”谁包涵谁？外语教学中“交际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属于人际传播。而传播学中的“传播”不仅是人和人，也包括组织、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之间都可以相互传播，因此范围更广一些。但是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域的不稳定性就是由于以上的交叠、包涵、分开、并存的状态所造成。

3、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缺乏

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体系构建正如关世杰曾经说过的需要三个方面的理论来源：（1）以传播理论为基础；（2）综合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3）新建独立学科。前两点我们都有广泛的研究对象。而第三点则需要研究者能够从自己的经验、观察、调查，对已经有的广泛存在的研究对象进行验证，建立一个独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系。由于该学科特性，研究者往往引入其他学科理论资料，使跨文化传播研究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向。因此，学界对跨文化传播是否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持怀疑态度。

参考文献

①王悠，《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华中师范大学，2007

②李炯然，《中国跨文化传播交际学20年评述》[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6）

③罗以诚、司景新，《中国大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2004

④刘阳，《中国跨文化研究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

⑤⑦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2006（12）

⑥罗以澄、司景新，《1990-2003年的中国大陆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新论》，2005

⑧⑨拉里.A.萨莫瓦等：《跨文化传播（第四版中文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6篇

本文通过阅读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概述了在定量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不足中，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作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有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本刊编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特别是处于传播领导岗位的决策者深思。

跨文化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以来，受到了外语界、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较快地发展起来。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涉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性文章由1995年的23篇/年增加到2004年的541篇/年。近10年共发表2285篇，平均年增长率44.1%（见表1）。

在我国传播学界，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可分为：1990~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1996~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期；2000年以后为高潮和深化期。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界发展的势头可以从前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交的有关论文中看出：2002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收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2篇。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收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9篇，增加了4.5倍。

在跨文化传播学科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取得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加强我国的软实力有何关系？笔者通过浏览相关文献，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探讨。本文在方法上不采用严格的内容分析，而是以文本阅读和阐释为手段，谈一些看法。

国内研究的现状

1.1995年以来学科的进展

1995年以来，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的进展可以从出版的图书和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1）公开出版的图书文献

根据用“跨文化”题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检索，最早的文献是1988年馆藏文献。1988~1994年有关“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有24种。1995~2000年，有文献59种，其中文集、辞书和专著相继问世。2001~2004年出版的文献有132种（包括硕士、博士论文），约占1988年以来全部馆藏相关文献221种的60%。这些文献标题和摘要显示：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致可以细分为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广告、跨文化交流与文学、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等方面的著作，共计60余种。其中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类的文献主要有：翻译类6种、影印原版书4种、编著类16种。编著类中，中国学者及来华外籍学者用英文写的著作4本，用中文写的12种。

（2）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论文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刊物。十年来，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期刊都不断有关于跨文化传播（外语类刊物为跨文化交际）。作者查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刊物中，有22篇。外语类的刊物中有19篇。

2.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十年来探讨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拓宽：

（1）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探讨人际间跨文化沟通的问题。例如，近些年来编著出版的16种书中，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有11种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书。

（2）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加对世界文化问题的关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报告》）的形势下，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

（3）中外跨文化传播的问题，突破了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4）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近些年来发表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大众传媒中少数民族形象问题的论文。

（5）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探讨。比如，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电视传播、跨文化电影传播、跨文化网络传播、跨文化广告、跨文化管理、跨文化营销等。

3.跨国新闻领域的探讨

跨文化传播涉及的领域很宽，下面我们只就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有关跨国新闻领域里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新闻学在国内发端，到2005年已发表有关专著8部，张大卫在《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一文中，简要地回顾了中外比较新闻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着重分析了一个世纪以来该学科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东西方之间的敌意。提出了从事比较新闻学应当注意的问题：避免简单化，要发展民族文化，又要有全球化意识，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又要积极与世界对话。

中西新闻比较是个很宽的领域，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中西新闻比较主要集中在误读、“编码与解码”和写作风格方面。

（1）误读张威在《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分为无意识的误读和有意识的误读，分析了中西新闻学中双向误读的情况，认为目前比较新闻学继续疏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罗以澄、夏倩芳在《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进一步分析了国际传播中，多种传媒因素引导对他国的形象误读，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新闻职业性因素、消费主义因素等。

（2）编码与解码麻争旗《翻译的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之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一文从符号传播、语言传播切入，提出了“翻译二度编码的观点”。此后他又在《论国际新闻编译的文化策略》（《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国际新闻的编译活动具有新闻和传播的二重性：从新闻的角度看，它是一种特殊的新闻信息传播，因为它和翻译行为连在一起；从翻译的视角看，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本转换，因为它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因而，编译者就兼具新闻传播者和跨文化交流者的双重身份，也就必然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策略。

（3）写作风格范红在《英文新闻语篇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一文中，从语篇分析角度介绍了英文报刊新闻语篇的宏观结构，用语义学的理论探讨了英文新闻的标题、导语的微观结构。对报刊的新闻语篇的宏观与微观结构的熟悉程度能够帮助作者和读者在大脑中形成新闻语篇的认知模式，而这种认知模式反过来又能控制语篇的生成和使用。顾潜在《中西文新闻写作的融通与互补》（《新闻大学》，2002. 夏）对比了中西新闻背景的运用、新闻语言的特色、新闻导语等方面的异同。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1.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十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应看到我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方面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

不足：

（1）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其基本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有的学者也曾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尚属

单一”。

（2）一般性介绍多，有分量的著作少。在跨文化传播的文献中，除去翻译的和影印英文原版的著作，以及从事语言、文学、语言教学界的学者著述外，来自新闻与传播学学者的著述中尚无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3）参与研究的学者中，学语言学背景的最多，学传播学的其次，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很少。香港学者苏钥机的研究显示，传播学与心理学联系最为密切。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少。我国学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大的文化集团（例如：西班牙语文化、法语文化、斯拉夫语文化、阿拉伯语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之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著作极为少见。

（5）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多，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

的少。

2.研究方法单一是学科发展的

瓶颈

上述不足中，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当前阻碍我国跨文化传播向前发展的瓶颈，定量的研究方法应引起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界的关注。

胡文仲教授在2005年撰文呼吁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需加强实证研究。他指出，通过查阅1999―2002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有1066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0.56%。而同期美国跨文化传播的著名核心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的151篇论文中实证性的文章占72.85%。

本文作者查阅了1995―2005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6份刊物，上面共发表跨文化传播类的论文22篇，其中21篇是属于思辨性的演绎性文章，1篇是通过调查访问写出的实证性文章。这些论文中没有1篇定量性的文章。

美国学者提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依赖于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依赖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描述性方法、运用其他学科的评论性方法（表2）。美国跨文化传播的学者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对象界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面的交流）与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传播更宽泛的界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区别。

对照上述方法，这6种期刊中的22篇跨文化传播的论文都属于运用评论法撰写的论文。

这三类方法中，各类实际操作起来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例如，在心理学中，心理学者把心理学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一般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假设的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如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资料收集的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等。其基本的研究步骤是：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验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定性研究则是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方式，取得有关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的描述性资料，对这些资料作出定性的分析。一般定性研究比较宽泛，几乎所有非定量的研究均可纳入定性研究的范畴，如哲学思辨论、个人见解、政策宣传和解释等。一些目前被称为质的研究的一些方法也被纳入其中。

定量研究方法原来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后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跨文化传播学在外语界的研究也被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类。在传播学中其研究方法也基本上被分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上述我国传播学者关于跨文化传播的22篇论文，基本上属于三大方法中的第三种方法（评论法）中的定性研究。研究方法的单一是很明显的。在定量和定性研究中我们完全侧重于定性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从几十年来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量化研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最初是从E.霍尔的文化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法开始（《无声的语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进而发展到定量研究异军突起的，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主流地位，定性方法则被边缘化。古迪孔斯特（W.Gudykunst）是主张定量研究的代表。到了90年代初，学者们又开始反思，意识到定性研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进行，这成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并倡导研究方法倡导多元化，用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来研究跨文化交流问题。尽管如此，当前量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跨文化传播学者要思考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最适性。但是在当前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缺失的情况下，提倡进行定量研究，无疑是纠偏的一种做法。定量研究的发展可以促使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向客观、科学的方向迈进，便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然定量和定性结合是理想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将定性分析作为形成假设的途径，然后通过定量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设；（2）同时收集定量与定性的资料，两种方法互补使用；（3）用定性资料来帮助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4）对定性资料作量化分析。

总之，当前我们需要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运用定量分析的实证性的方法。可以预想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我国跨文化传播学将有长足的发展。

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是软实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之一

1.文化是影响跨国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化差异是影响外宣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些例子说明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文化中传播时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内宣不同于外宣。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是其中关键性因素之一。

从传播学理论上讲，对外传播基本上是跨文化的传播。与同文化内的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是：编码是在甲文化中依据甲文化的码本进行，而解码是在乙文化中依据乙文化的码本进行。甲乙两种文化的码本不一样，文化中的方方面面（例如，语言、思维方法、世界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法律规范、非语言符号等）都对甲方的编码和乙方的解码产生影响。对乙方来讲文化直接影响解读效果。上述的《白毛女》和三仙姑等案例中，中美受众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是因为中美受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所致。

解读的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质量。它有多种情况：等值解读、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等值解读的概率低；而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的概率要高。例如，“杨白劳”在中国文化中是值得同情的人物，而在美国文化中却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这在跨文化传播中就是异质解读。二是接受的层面。它主要有三种层面：信息层面、态度层面、行为层面。它是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首先是接收到信息，然后由信息层面可以发展到（也可以不发展到）态度的转变，再就是由态度层面发展到（也可能不发展到）行为的转变。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由于文化的因素，从信息层面发展到态度层面，要比从态度层面发展到行为层面困难得多。例如，中国士兵得到了《白毛女》的信息，促进了情感和态度的变化，美国兵也得到了《白毛女》的信息，但是没有促进感情和态度的变化。

因而，这就需要甲文化的传播者熟悉乙文化的“码本”，把自己要传递的信息，使乙方接收的质量提高，力争做到等值解读，尽量减少减值解读，异值解读，以利接收层面上，能够较容易地从信息层面发展到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达到甲方预期的传播效果。

2.影响力才是国际传播软实力的最终体现

国际传播是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传播中的软实力，大致由传播力和影响力两者构成。

传播力是指大众传媒将信息向全球扩散的能力。传播力展示的是一国的信息可以抵达的范围，它并不表明信息所及的范围内是否接收该信息的情况。以卫星电视为例，传播力是指有多少频道可以上星、落地(覆盖地球表面)的能力。

影响力则指落地的信息是否能被当地的受众接收（入眼），并对其认知（入脑）、情感和态度（入心）、行为（入行）产生影响的能力。人们只有接触到信息，才可能有感情和态度的转变，只有有了感情和态度的转变，才能有行为的转变。以卫星电视为例，你的电视节目是落地美国了，但是，在可收看的本国和外国的100多套电视节目中，观众是否接受你的节目，还不一定；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入眼）一般就得到了相应的信息（入脑）了，但是否对其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那还不一定；有了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入心），是否在行为上发生变化（入行），还不一定。所以影响力的大小要看对感情和行为的影响能力。

用拉斯韦尔模式五个W传播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给谁获得什么效果）来看，最后一个环节是效果，追求预期有效传播是任何传播者最终目标。产生正效果，传播才是有效的；产生零效果，任何传播都是徒劳的；产生负效果，任何传播都是有害的。因而，在对外宣传中，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由传播力和影响力构成的软实力才最终得以实现，软实力才落到了实处。

只有传播力没有影响力，再强的传播力也是枉然。我国外宣在这方面有过教训。“”时期，尽管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在语种和发射功率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增办了11种外语广播，增加了播出时间和发射功率。在国际短波广播每周播送时间方面，1970年我国为1267小时，占当时世界第三位。由于节目中充满了政治说教，大话、假话、空话不断，引起国外听众的不满。“”十年中，国外听众来信平均每年约5万封，最少的一年只有2万多封。

依照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十年内，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的传播力名列世界前茅，应该不成为问题。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交流的素质是薄弱环节。人员的跨文化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教育又与跨文化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从目前来看，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名列世界前列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为什么？因为我国对跨文化的理论研究比较滞后。

3.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要亟待加强

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美国从1945年之后就开始研究，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传播学中的独立学科。从此之后，该学科一直平稳发展。进入21世纪亦是如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E.罗杰斯（www.zhcahotel.com）在2002年出版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指南》中所说，自20世纪末以来，跨文化传播学在研究视角方面没有显示出大的变化，在平稳发展。对其核心观点并没有提出有分量的质疑。至今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是美国学者（或工作在美国的学者）进行的。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效果研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20世纪70年代，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时，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分的阶段。1977年夏，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克斯・格林在与新华社驻英记者谈话中谈到：“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据我猜想（仅仅是猜想而已），收到这些出版物的人中，有80%至多是瞧一眼目录，也许拣出一篇他们可能感兴趣的文章，看看画报中的图片――其余的就丢掉一边去了。”“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记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才从国外引入跨文化传播学的理念。90年代中，大陆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跨文化传播的著作。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与美国的研究差距还比较大。

现在我国的外宣已经和“”时期的外宣，从策略上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在外宣队伍中，内外有别、外外有别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但是外外有别中，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即从文化的角度（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除外）探讨中国与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有哪些特点基本上是空白。中国和美国的跨文化交流研究比较多，但是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的研究也很少。2006年我的两个硕士生，一位写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的跨文化交流问题，一位写中国与乌尔都语国家的跨文化交流问题，经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可找到的相关文献是凤毛麟角。说：“作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对于自己外宣的主要对象，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多数处于没有做调查、研究、分析的状况（至少体现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上）。没有坚实理论研究的基础，我国的外宣水平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困难重重。

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有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上的运用特别要注意。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7篇

这篇论文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 :+

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

“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 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

在斯奈德的诗“For 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 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

“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N

以 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 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

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内学者界定层面也各不相同。国内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徐小鸽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北京广播学院的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体,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鉴于本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国家形象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孙有中教授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界定。国家形象是主观反映客观,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感知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在社会公众感知国家客体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公众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所以有可能与本来面貌有所出入或相去甚远。

一、感知与文化的关系

正如泰安迪斯说过:“文化因素为人们的感知提供了某些含义,因此,文化因素和感知过程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对外部环境的倾向性、接受的优先次序,是由文化决定的;另一方面,一旦外部世界进入内心,感知形成后,它又会对文化的发展以及跨文化传播产生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会带上个人的色彩和阐释,这样一来,人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歪曲的或过于理想化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往往由于感知差异所会造成种种障碍和分歧,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必须了解来自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中的人们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

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形象是通过传播产生的。由此可知,国家形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也必须经由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在他国国民中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等多种传播获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传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在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方面,国际传播在众多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新闻学界一直受到重视,研究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新闻学、传播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学者们对于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理解,从多个角度给国际传播下了定义。

国际传播是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各种信息的跨国、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国际间各国各民族互为传受主体的广泛的信息交流。吴玉玲副教授在论文《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中提出,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副教授在《国际传播学导论》中将国际传播定义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具有跨国际、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征,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

三、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国际传播

国家形象的传播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国际性、统合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主要通过媒体,不平衡的和有误差的国际传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间的误解,也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说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主导作用。

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正如国家传播学家莫特拉所说,“如果不考虑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话,也无法真正理解国际传播。”人类生活离不开交流,而文化会使人习惯于某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显而易见,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因素肯定是要介入的。

自从“文明冲突论”被提出后,文化因素进一步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跨文化交流学者多德认为,“在文化因素介入传播的地方,它就成为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就形成了跨文化交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通信、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美国当代宗教史权威休斯顿史密斯曾经说过:“当历史学家回首我们这个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不是太空旅行或核能的应用,而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可以真诚相对,相互理解。”

可见跨文化因素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也必然影响着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因素制约着国际传播的有效进行,文化差异越大,对有效交流构成的障碍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1]徐小鸽. 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A]. 刘继南. 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7.

[2]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5.

[3]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305.

[4]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14-21.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9篇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0篇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